黄波 （媒体评论员）

山西的煤炭国有化思路虽然引来了很大的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后来者的持续跟进。

据10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矿产资源秩序整顿规范总结表扬暨进一步推进整合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披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煤、铁、铜、锰在内的15个矿种仍然是矿产资源整合的主要内容。这标志着山西推行的“国进民退”的整合小煤矿模式或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和复制。而一些地方如内蒙古、河南等省份已在准备效仿山西，推行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小煤矿大整合工作。

山西的矿产资源整合能否以“国进民退”四字概括，观察者视角迥异，自有不同的理解。在批评的一方看来，“所谓整合，其实是全面收编民营煤矿的同义词。这将导致山西煤炭产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国有或国有控股煤矿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在辩解者眼里，“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而是属于优进劣退或大进小退”，“谁是兼并的主体？是以产业水平划分的，而不是简单地以‘国有’或者‘民营’去划分。”

不过，虽然对是否“国进民退”的判断有异，但对“国进民退”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即使为山西煤炭整合辩护的人，也很少宣称，“国进民退”是个好东西，在经济体系中就应该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国进民退’不是个好东西”，这无疑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判断。国进民退，首先容易让人想到效率低下，其次则如陈志武教授所说，“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

然而专业归专业，毕竟多数民众没有修习经济学，他们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往往只能依据直觉、经验、现实的利害得失。他们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狂潮态度如何？据称当前最火的财经评论作者叶檀女士在《煤老板们的产权也应受到尊重》一文中有过表述，“煤老板的遭遇没有激发公众的同情，人们对于国有大煤矿与煤老板们之间的产权争夺抱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一句‘山西不要带血的GDP’就足以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剥夺煤老板的产权。”公众是不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不敢妄议，但他们没有“同情”“煤老板的遭遇”肯定是真的。而且岂止是没有同情，简直是漠然置之。

或者出于专业判断，或者别种原因，精英人士都在为“国进民退”忧愤不已，都在为煤老板的权益大声疾呼，仿佛即将天塌地陷，而公众却全不当一回事儿，丝毫不觉得这与自己的生活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国进民退”狂潮无法撩拨公众的神经？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条新闻跳了出来：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披露，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在我看来，这条新闻已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不论是在“国进”的盛宴上，还是在“民进”的狂欢中，公众都仿佛是利益不相关者，是拾取残羹冷炙的人，又怎能指望他们去关心谁退谁进？

前面说过，“国进民退”容易让人想到效率低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民营就是天然的高效率，证诸国内民企的高歌猛进，就会更加强这一判断了。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这些民企的高产出、高效率，很大程度上，先是靠对原本属于全民的国家资源的“巧取”为原始积累，然后靠对员工及其他公民权益的“豪夺”来实现的。

中国的事情总是循环反复。在早先的那场“民进国退”中，公众少了些束缚，同时也失去了原有体制所提供的一些保护，这种阵痛非精英人士所能体味。现在又来了“国进民退”，不论精英人士教导他们对此应抱什么态度，但生活的经验和逻辑自然催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民进国退”没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国进民退”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叶檀女士不希望人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煤老板，因为即使有道德瑕疵也不应影响社会对其权益的尊重。这种态度当然是先验正确的。但态度之外还有情感，从情感的角度，在前一轮“民进国退”狂潮中，包括煤老板在内的私营业主们已然将道德资源损耗殆尽，现在“国进民退”了，又来要求公众对其遭遇同情和呐喊，公众会如此矫情吗？

“国进民退”热浪袭来，老板们希望公众和舆论站在自己一边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环顾现实我却不能不残忍地问一句：老板们，你们早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