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时也有使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各地的投资冲动可能不可阻挡，各方面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十二五’的第一年对明年GDP增长的正面作用是很强的。”海闻说。

　　刘元春预测，2011年整体经济在增速常态化基础上将呈现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而环比增速呈现逐季小幅回落趋势，全年经济增长预计达到9.6%，季度波幅在2个百分点以内。

　　海闻也认为：“GDP可能明年会出现先低后高的状况。明年年初的时候稳健的货币政策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是下半年开始，‘十二五’规划拉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所以我估计明年增长可能超过8%。”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汤敏指出，以下三方面可能是明年投入的重要方向。第一，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大投入。现在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后劲不足，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因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第二，在明年商品房市场可能不太景气的背景下，国家可以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应该会有大量的投入。只要这些被真正推动起来，明年的经济就能够保持较快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弥补因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总需求增速的减缓，同时也使政府对技术领域的支持成为可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龚刚认为。事实上，积极的供给推动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中国较低的债务与GDP之比也同时说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可以更为积极。

　　对于明年经济的具体上行动力，刘元春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新规划中所孕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分配调整与新的消费刺激政策等内容将带来强烈的宏观经济刺激效应，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第二，城市化的加速、“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等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的支撑力量。转型时期的国家，建筑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通常是宏观经济的先期指数，经济复苏首先表现在新住宅的建设增加。中国到2050年，每年要有1800万—2000万农民要到城里来，住房建设方兴未艾。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根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对此，海闻表示，中国长期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不是政策能够左右的，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低不了。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中西部的速度在加快，现在可以看到重庆、四川正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包括企业内移，它处在飞速增长、工业化的阶段，所以说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

　　“由于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难以避免。不过在竞争性市场体系支持下的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基本消除中国通货膨胀的资源成本推动因素。”郑超愚说。

　　郑超愚说，由于土地粮食生产率的增长潜力有限，中国仍然需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适度提高粮食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农业比较收益。过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能导致劳动力要素的逆向替代，使得经济发展落入廉价劳动力陷阱。价格稳定目标以及继续工业化，应该以粮食产品价格与货币工资率的同时上涨作为其重要结构性约束条件。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王建伦认为，“政府应理顺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协调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要推行保底、扩中、调高这三项工作。即建立城乡低保，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通过纳税、社会捐赠等措施，调节少数人群的过高收入，把调节下来的部分对公众进行二次分配。”

　　刘伟表示，深化市场改革的制度创新，发现新产品、新投资领域的技术创新，是培育需求的根本。要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难的制度歧视问题，公平地形成有效需求。技术创新力弱，新产品开发难的企业，很难发现新的更有竞争力的投资机会。如果在没有技术创新、新产品、新投资机会、新投资领域的前提下大规模地投资，那就是重复建设。

　　总而言之，保增长、稳通货仍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龚刚表示，如果仅仅从传统需求管理的角度来进行考量，保增长和稳通货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目标体系，这就要我们在执行积极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时，要保持高度的“审慎灵活”，绝不能顾此失彼。而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要在这样一对相互矛盾的目标体系下以供给管理为切入点来创造中国式的奇迹。记者 邓建胜 熊 建 刘先云 林丽鹂 靳 博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