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希望就只能寄托在再分配环节上，再分配的灵魂无疑是劫富济贫，劫富是一件天大的难事，济贫我觉得在中国并不难，要济贫要有渠道和机制，另外政府手中要有足够的钱可以动用，这两件事在中国都不难。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的平均增速都在20%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去年全国财政收入6万8千亿，20%是多少？但问题在于，用于济贫的钱不能来自于所有纳税人的缴纳，而只能来自于从富人那里取得的钱，这才叫再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高收入者、面对富人，想去再分配一部分收入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下手的地方和机制渠道，我总是做这样的形容，身边就存在这样的景象，原来是财富的侏儒，没什么钱，几年之间长成一个财富的巨人，你说想调整一部分过来用于济贫，你能做什么？除了“打土豪”的方式，找不到其它的方式。

但现在并不缺乏这样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其实是有的，那就和我的专业有关，那就是财政和税收的机制，我们谈论的是21世纪的税收，21世纪的税收应该是现代税收，我们说它应当所具有的功能应该是三个标准：那就是收入的功能、分配的功能和调控的功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审视和评判现在所拥有的这套分配制度，我们会发现它在第一个作用上无与伦比，但一旦触及到第二个功能就捉襟见肘了。

我相信大家都研究过中国的税制结构，以09年为例，流转税的份额达到了70%，就是间接税，它和收入分配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有，但在理论上我们终究把间接税归为累退税，这里有30%可以称为直接税，但其中有1%是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而言，我们还是说它不那么直接，它至多能调整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利润水平，而必须通过企业、行业产业的调节才可能深入到居民个人收入的分配水平，所以有作用，但不能寄予厚望。

剩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功能怎样？我们心中有一笔帐，我们说本应有这样的功能，但现实中又不具有，原因就是这个板子被挡在分配的个人所得税下。

我们在征税的时候不是以所得作为依据的，而要先问所得的出身，然后限制不同的待遇，我们的所得被分割为11个项目，每个项目都适用不同的税收规定，这样很好管理，但缺点在于很难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水平，为什么？这基于两个基本的事实：

其一，中国人的收入目前已经不限于工薪收入，而呈现了收入多元化的格局，还不要只说只有高收入者才有收入来源多元化的趋势，你会发现普通农民的房子由一层盖到两层、三层，干嘛用？出租，起码有房租收入，这不属于工薪收入，还有利息收入、股票交易所得，如此等等，所以绝对不像过去那样的单一工薪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