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长春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内的一个孩子正在学习最基本的称谓。据悉，这样的自闭症救助机构在全国不足30家。 （CFP/图）

壹基金的根还不够深

南方周末：壹基金进入中国大陆三年后，你感觉社会整体对于慈善支持的状态如何？

　李连杰：起码在媒体你可以看到各个版面，娱乐，时尚，旅游，地产，都要不时提到慈善公益。这些媒体带动整个大的社会舆论和环境都在动，帮助这个社会完善，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赞扬的。

　我很欣慰地看到，慈善不是李连杰一个人在做，是大时代造成的。是做秀也好不做秀也好，很多演艺界的人在动，很多普通百姓也在动起来，尤其汶川、玉树地震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中国的公益事业刚刚出满月，正在起步阶段。

南方周末：壹基金的基金构成，是来自企业界多一些还是个人多一些？

　李连杰：每年不一样。我们做过社会调查，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80%来自个人，20%来自企业，中国80%来自企业，20%来自个人。

　前两年是60%个人，40%企业。有灾难的时候，个人（捐助）的比例就会提高，平时企业比较多。

　我们现在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其实很多人愿意每天捐一块钱做慈善，但是手续比较麻烦，技术解决不了。另外，你的定位没有干净地解决清楚，其他的大公司就没办法全力地开足马力地支持你，所以就没办法维持我原来的梦想，每一个人每一天捐一快钱。

　我们现在固定注册的有五六十万人，和十三亿总人口、六亿手机用户是一个大的差距。那些拥有手机的人，我相信一定可以有一块钱捐出来，怎么实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没有理顺。

南方周末：壹基金在香港和台湾的运作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李连杰：每一个壹基金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独立的法人，香港壹基金是独立的，严格说来它除了名字一样，除了李连杰一样，其他的完全不一样，不沾边的，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壹基金都是这样。

　我在台湾已经要创立壹基金了，但我突然刹车了。包括今年年初，联合国要和壹基金合作创立全球联合国壹基金，都被我踩刹车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

　李连杰：因为我周围有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全球大的咨询公司给我一些建议，一个年轻的企业，如果成长过速，危机会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你是同样一个品牌，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对于整个品牌都有影响。如果孟加拉、中东的壹基金被贪污了，整个壹基金都会被传染。

　壹基金的根还不够深，如果我能针对十三亿人做出一个模式来，难度已经相当大了。如果你再把它做长的话，就会出现问题，我要先把大陆这一块做深做透，所以我们的速度要放慢，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南方周末：经过三年的运作，壹基金好像建立了一种模式，你把钱放在国有单位里，账务全透明，每个季度的开销全部公开，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样本。

　李连杰：基金有两种，一种叫公募，一种叫私募。在全世界范围来讲，私募是不需要公布的，因为他拿出钱私人就做了，只要是合法的百分比就没事了。公募是因为，钱来自大众，你要跟大众说清楚，或者股东给你钱，你要通过股东大会说清楚。

　中国的公益组织透明度还有待增加，壹基金这三年透明化发展，是想树一个样本。我也觉得我做得太透明了，就阻碍了发展。因为太透明了，不需要透明的都透明的时候，就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你做得那么好，走得太快，把同行落得太远，在中国谁跑得太快谁死得惨。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勒着点儿缰绳、踩着点儿油门，这个节奏要符合国情。

成熟的公民社会

南方周末：在这些年的公益事业中，你的核心追求是什么？

　李连杰：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喜欢的是结构上的改变：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人思想在改变，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负起他那个时代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十年，我们讲的是精神世界，忽略了物质，后来几十年讲的是物质，忽略了精神。我们能不能降到一个很基本的道德立场上来，就是又要物质又要精神，从本性上做一些事情。这个真的需要几十年。

　我一开始说这个需要三十年。随着信息化的沟通快速发展，可能二十年，可能十五年，未来百年，三百年五百年都可以，只要人类都认同这个价值的时候，这个基金就要运作。

　全球的基金有两大类，一种就是美国这种，捐一大笔钱，本钱不动，滚动投资回报利益补给社会，这叫鸡不杀，孵蛋给社会。但中国的法律认为你养了只大的鸡永远不给当代社会，只是蛋给当代社会不行，中国的一个是不养鸡，70%回到社会，等于没有养鸡的过程，只有孵蛋的过程。

　中国的每一代人要负起每一代人的责任。所以我就要联想，这样一种国情，怎么能够做到每一代人负起每一代人的责任，要从本质上改变，从信念上、价值观上改变，做人的尊严和道德观要重新建立起来。

　我做壹基金开始的一两年，很辛苦，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圈内的精英知道，其他人觉得，做公益就是捐钱盖学校，你搞那么多事情干嘛，自己拿点钱做了不就完了嘛。

南方周末：你的公益事业在国内的推进中碰到了什么问题？

　李连杰：我遇到的问题永远就是问题太多，又不能说，说了以后问题会更多更多，所以不埋怨。我能说的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

　在西方，对公益事业有一套完善的法律监管，在这下你做任何事，只要合法，基本上没问题。不合法，法院会找你，就受到法律的惩罚，很简单的一件事。

　但在中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第一，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慈善法，只能依据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光符合这个条例还不可以，中国还有一个道德的指引，标准也不一样，学术界一个，企业是一个，白领和普通百姓是一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大众，大家的道德观念、道德底线不一样，在不同的起跑线和不同的方向出发朝向同一个目标，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和新的火花。

　壹基金在这些缝隙中生存是一件难度蛮高的事情，它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慢慢地积累经验。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方向，在中国做慈善，因为没有法律，也不存在非法。在美国你稍微超过一步，就出界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这样造成的，向前冲，出了一部法，再向前冲，又出了一部法。你冲在这个行业之前，法律永远在你之后。

　我给我的团队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裸体”，我们只要不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就是向前冲，因为所有的技术错误都是在打仗中学来的，你给我往前冲就行了，法律永远在你身后。我很早就说，一定先有飞机，然后才有空中管制；一定是先有汽车到处跑，然后才会设立一个交通指示灯。我给自己订立一个良心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超越，往前走。

南方周末：“良心”是唯一的底线吗？还有什么底线？

　李连杰：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讲，基本上两条线。一个界线是法律，触碰法律我们用法律处罚；在法律之前，西方基本上使用宗教，也就是说做人的道德观念。在中国的社会里你也会发现，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这三驾马车伴随的道德底线，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观。近些年来，我们对价值观谈的比较少，或者这种价值观在根里面没有了，浮在比较飘的一个位置上，没有自觉自愿、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

　你看西方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天主教徒基本上是百分之五到十五的工资自动就给了教会，教会就自动地给了社区，就是一个自动的模式。一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每一个人都自觉到把自己能够承担的一点点东西回馈社会，不是你给了钱就没事了，你还要监管，你还要做一些事。如果真的能落实，就是我们的梦想。

　比如一个印度的哲学家跟我说，67亿人类，如果有一天你能看到10%的人为了地球这个家努力做一点点的事的话，对整个人类的格局改变就很强烈。我说对，中国就有13亿，如果有一天中国能有六亿七千万的人动起来，也就是我们手机用户再加一点点，整个人类的格局就会改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探讨，百分比的探讨，是相当相当相当难的动作，但是一点点来。

南方周末：如果有一个李连杰主义的话，它概括起来是什么？

　李连杰：它这个不是我一生来就有的信仰，是我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只是把佛法中的精髓拿出来，在今天的社会里慢慢地去做，前人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做一个现代简易版而已，没做任何的创新，我也没有主义。

　这个主义逃不出几千年祖宗的主义，他们的文本在我们面前我们读不懂而已，我把它简化成简单得我们能读得懂的而已，大家一起坚持着读。

　我没有新的任何东西，新的东西都是术，不是道。道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道。我记得我跟在诺贝尔和平奖那个红衣大主教谈了40分钟，谈“道”，谈人类今天怎么样建立一个跨宗教、跨种族、跨政治、跨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人类目前缺少的是一个共同的东西，价值观，而不是术。

　随便给几个二十岁的孩子一个课题，他们可以变出很多很多的术来，比我们都厉害，因为世界是他们的，未来的年轻人一定有很多术，但是道要弄清楚，如果没有道只有术就乱了。壹基金最简单地说，就是设立一个道。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