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命题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

　　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积累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焦点。其实，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都伴随着贸易顺差。但是，由于高速增长同时也会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反而选择输出资本？这就是最近在学界引起普遍关注的全球“资源配置之谜”。我们的研究以中国内地为案例，为 “资源配置之谜”提供了一个解释。同样的机制 （即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但融资能力较低的企业）也可以用来理解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

　　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与今天中国内地的制造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韩国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外债GDP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外资金在韩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经济迅猛增长，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大幅贸易顺差，国际收支失衡得到极大改善。这一转折恰好发生在韩国调整其发展战略的时点。在此之前，韩国经济高度依赖银行与大财团之间形成的经济金融联合体。上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资源开始从大财团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小企业，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1980年至1990年间，小企业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制造业中小企业职工数量占比也相应上升，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发展历程也很类似。大幅贸易顺差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的一个标签。在此期间，规模在100人以下的小企业 （通常也是融资比较困难的企业）职工数量占比从1976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59％。

　　由此可见，制造业的资源重组同样可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资源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而这些企业融资能力相对滞后，这又导致了大幅贸易顺差。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情形如此相似，美国政府却很少指责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操纵汇率。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当前流行的有关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观点提出了全面质疑。从理论上讲，贸易顺差与名义汇率偏低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汇率操纵假说本身也与中国发生的事实相矛盾。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性分析框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积累是资源重组和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自然结果，而同样的机制也可以用来解释上世纪8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

　　我们的研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政策含义。如果西方世界确实希望改善全球经济失衡，那他们应当把注意力从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转移到帮助中国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只能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只有帮助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将更多的国内储蓄转化为可以创造更高收益的私人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乃至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宋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其成就令世人瞩目，日益成长的经济体和2009年的强劲复苏表现使得中国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地位迅速上升，中国经济问题将上升为世界当代经济学的主流问题是一个必然趋势。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摩擦和矛盾也时有发生，处于各种目的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误解和指责也在所难免，比如对人民币汇率操控的指责。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使命：发展现代经济学并使其与中国经济问题相结合，一方面有效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以国际上能够理解的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事件，消除误解，应对指责，还事物本来面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赢得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工作，我们称为“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这也是一条中国经济学迅速走向世界、走向主流的道路。

　　宋铮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他跟踪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前沿动态，掌握理论研究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另一方面又不被所谓的国际主流问题牵着鼻子走，做一些在人家已经给出的理论框架下补充一些数据验证之类的工作，而是将研究的兴趣聚焦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问题导向设计研究方向。近日，他与两位欧洲学者将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式增长》，正是他多年来实践“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的最好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