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 D 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 D 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 D 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