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

    刚刚走完艰难的2009年，正在回升向好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部分内生动力不强、行业产能过剩、资产价格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金融系统性风险、就业难等现实问题。

    2009年，中国政府以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使经济率先走出危机。2010年，随着经济回归常态，如何进一步启动居民消费、平衡经济结构、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则亟待破题。

    面对如此诸多焦点和热点经济话题，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他认为，进入后危机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潜在风险比金融危机冲击阶段甚至更多，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如果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握不好，有可能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形势发生震荡，可能导致经济增速在短暂恢复甚至两位数飙升后再次下滑。

    核 心 观 点

    “目前可能还不到加息的程度,短期内加息弊大于利，未来加息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之后。”

    “楼市和股市价格飙升，势必催生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使经济复苏毁于一旦。”

    “今年我国肯定会遭遇结构性通胀，不可轻视流动性过剩、居民必须消费品价格上涨等通胀风险。”

    “估计至少有1000亿美元是短期资本流入所致，显示热钱回流趋势已经形成。”

　　短期内加息弊大于利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有人开始总结“4万亿计划”的得失，并强烈呼吁尽快退出，否则后果难测、结构难调。您如何看待上述观点？

    尹中卿：我认为，在后危机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像一些人的乐观分析那样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通道。实际上，2010年GDP增速既有大起的风险，也有大落的风险。大起得越快，大落得也越快。

    如何避免从“V”型回升演变为倒“V”型下滑，甚至陷入“W”型冷热循环怪圈？关键看我们怎样应对。应当本着“无缝衔接，稳定着陆、逐步退出”的原则，把“保增长”刺激政策逐渐转变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控风险”的中性政策，不仅要避免二次探底，同时更要避免经济过热，从而实现“√”型增长。

    近来，央行两次提高“央票”利率，并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在1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法没有再出现，这使得一些机构猜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转型的步伐加快。

    我认为，上述转型应该加快，但是目前可能还不到加息的程度,短期内加息弊大于利，未来加息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之后。2009年GDP增速达到8.7%，第四季度超过10%，这与高强度刺激政策有关。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导致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内在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等问题，反而更加突出。

　　地方融资风险或将致银行“坏账潮”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新增贷款的增量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而这类公司总体负债高，盈利能力低，透明度低，监管难度大，其中潜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有多大?

    尹中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地大量兴建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设施，资金除来自中央拨款和2000亿元地方债券外，地方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主要依靠投融资平台。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把基础建设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据有关部门调查，2009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及其债务迅速增加，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已达3000多个，从银行贷款余额由1万亿元上升到5万亿元，接近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元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70%以上分布在地级市和县，要么以政府所拥有的土地进行质押融资，要么用综合收费能力保证项目还款。很多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却很高，大部分资金使用在自偿能力比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之上，给地方留下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

    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面临停滞。最后不仅造成政府还款能力欠缺，也会导致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

    为了避免地方融资风险，当务之急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密切监控投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强化对地方外债指标监测和风险管理，增强制度约束。同时，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制。推动地方政府投融资市场化、证券化，鼓励更多通过债券发行等形式进行筹资。对地方政府债务收支逐步实现预算管理。另外，还要增强地方政府负债行为透明度。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会计核算和统计报告制度，逐步实现动态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