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作为新阶段改革的起步之年和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可能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年无疑是我国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进程中攻坚克难的关键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即将开始全面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国内发展变革转型带来的挑战，但从中国长远发展看，这也是机遇之年、是真正奠基和孕育未来繁荣的历史转折时刻。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举措能否如愿发挥成效？中国经济何时能够重返平稳增长的轨道？由此可以洞察的新阶段中国发展难点在哪里，机遇在何处。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再续30年成长的突破口又将在哪些方向展开……带着这些问题，《瞭望》新闻周刊年前采访了13位国内知名的宏观经济研究者，力图勾勒出2009年第一缕曙光透射出的中国经济新图景。
保8%“问题不大”
《瞭望》：2009年中国经济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张燕生：2009年，我相信冬天会很冷。但是，到底冷多久，是全年是“冬天”，还是一部分是“冬天”？我认为，上半年是“冬天”，但是下半年是“春天”。“初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冷，但是要好多了。现在，都在讨论保8%，我认为，明年GDP在7.5%～8%之间没问题。
贾康：展望即将到来的2009年，国民经济将在继续下行的过程中，得到扩张性宏观政策向上“托举”的调节。一季度的数据可能会比较难看，但对2009年经济形势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趋势，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下半年的增长状态将会转高。2008年GDP的增长大约在9.4%左右，2009年还会下滑，估计会下滑一个百分点，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可能会实现8.5%左右的增长，不会低于8%。
张立群：我觉得新的一年经济不存在“软着陆”，实际上是一个“Ｖ”字型的短期调整，应当呈现出“前低后高”的态势，如果说出现“拐点”的话，应当是在下半年。依过去的经验，财政政策的效果需要3～6个月才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货币政策需要6～9个月。2008年四季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效果估计在2009年下半年会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具备的其他有利条件，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会重新“由低转高”。
王小广：2009年GDP增长将会继续回落，但2008年10月出台的十大扩大内需措施及显著放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将对经济增长下滑趋势形成较强的抑制，从而保持经济增长仍处于8%以上。预计2009年GDP达到33万亿元，实际增长8.3%左右。2008年下半年以来，CPI增长和PPI增长双双先后出现“拐点性变化”，通货膨胀压力减退。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物价将重回低增长状态，并将面临较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预计2009年CPI增长1%～2%。
左小蕾：目前来看，政策的针对性还是很强的。如果具体措施能够落实到位，那么2009年一、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在7%～7.5%之间，三季度则在8.5%左右。从全年来看，“保8”还是有信心的。
迟福林：总体而言，200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会比较严峻，下半年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会逐步平稳，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问题不大。但整体上，全球经济下行周期，持续五年高增长后的自然回落周期，几年来以紧缩投资为重点的调控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已经构成了新的一年宏观经济的三重压力。而且近年消费增长率基本上是每年一个百分点，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消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提高。基于此，对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要估计得严重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
四大力量支撑中国经济基础
《瞭望》：保持目前和未来中国经济持续较高增长的信心基础是什么？
韩康：判断中国经济的基础支撑力量仍然强大有四个理由。
相当充裕的居民储蓄。2008年底国内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会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只要不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这就是一笔价值相当可观的国民潜在购买力。中国和美国的居民消费储蓄状况，对拉动需求增长的可能性状况完全不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不到3%），长期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很多人已经花了后天可能挣到的钱，即使再有激励作用的消费政策，也难以全面增加有效需求。
我们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比较保守，很多人实际上只是在花“前天”挣到的钱，而把“昨天”和“今天”挣到的钱放进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有较大改进，消费政策又比较到位，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去，例如储蓄增长从现在的18%下降五六个百分点，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就会大大改观。
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倒塌之后，商业银行及其资本的信用质量也是千疮百孔，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坚强支持，是否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未见底，像“信用违约互换”这样的劣质金融产品市值高达62万亿美元，对银行资本的影响也相当之大，一旦崩盘，10个7000亿美元也救不了，而这类隐形炸弹不只一个。
我国到2008年11月底，企业和居民的储蓄总量为45.5万亿，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61万亿，资本充足率达到银行总资本的99.5%。中国有如此充足、安全且质量良好的银行资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国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投资的基础货币条件，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就完全可以对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城乡市场。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降为零或负数的时候，逼得我们不得不把增长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国的市场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中国市场除了规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成长中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中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弱点，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市场开发的优点。问题在于怎么开发市场和发动市场。如果能在社会保障方面大步迈进一点，在开发广大农村市场方面的力度更大一点，在刺激社会消费的举措方面更加大胆一点，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就完全有可能抵消外需增长下滑的损失。
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中国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平时经常被人诟病垄断力量过强、市场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财力过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灾大难和周期性增长逆势，其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的优点就会表现出来。
这次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扩张政策，其资源动员的效力令人叹为观止。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尽管最后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但全年增长仍在15%以上。国家财政赤字极少，连年大量盈余，即使2009年加发4000亿元国债，赤字占GDP的水平也仅在1.3%以下。况且，中国还有一个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雄厚后台资源。
以上分析表明，只要对策得当、方法积极稳妥，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出增长困境。
前所未有的挑战近看远瞻
《瞭望》：2009年中国经济会遇到哪几方面较大的挑战？
王小广：此次中国经济的调整，就内因来讲，既是源于需求增长的显著放慢，也是源于前期投资持续过快增长而产生的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最近出口需求的急剧放慢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这是引发PPI增幅在2008年底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新的一年国内需求的不足及产能过剩问题将继续强化，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需矛盾，从而加大企业困难及恶化企业的投资预期。
而且，50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严重恶化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不但消费信心难以短期内恢复，而且消费疲软可能呈现长期化趋势。我们估计，2011年之前，美国经济难有大的起色，这对我国出口增长将形成中期性的抑制作用。
至于中国自身，内需增长的调整不仅来自投资的放慢，消费增长也会出现较明显的调整。从历史经验看，当投资和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情形时，意味着消费增长也将达到顶点，随后回落。一般而言，消费增长的回落比投资和整体经济大约滞后一年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两次周期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一次周期都是如此。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回落已持续一年，由此推断，2009年消费增长将会明显走低。
张立群：外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较严峻，相对而言，内需有可能成为2009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投资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如何保证结构和效益，即如何实现“又好又快”，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王小广：导致2009年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主导因素是房地产调整的加速。房地产市场调整才刚开始，2008年仅出现半个“拐点”，即房地产销售持续下降一年，而投资仍然处于高位增长。2008年房地产调整仅表现为成交量的萎缩，而未体现房价的明显调整和投资的调整，2009年将改变这一局面，房地产将出现较全面、较深幅的调整。
从2008年的全年走势看，房地产销售的萎缩幅度在逐季加大，在房价仍处高位、居民收入增长放慢且收入预期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将会延续。受2008年预售房面积或销售额大幅下降的影响，2009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会显著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韩康：影响最深远的挑战可能来自就业。目前，出口产业大量农民工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原有就业规模萎缩、大学生在高端求职困难，这三个因素的合力，将在2009年导致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甚至可能酝酿某种社会风险。
中央把2009年的保增长目标设定为8%，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的。为了达到这个8%，中央首先启动了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项目。但几乎可以讲，这种设计难以达到大量增加就业的目标。这一轮若干万亿元的超大规模投资项目，资本有机构成水平或资金装备率水平很高，新增劳动力十分有限。
巴曙松：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对中国带来较大冲击。从目前的演变情况看，次贷危机引发的冲击现在正逐渐从金融领域过渡到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层面。对于前一阶段经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很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作为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首先成为这一可能的贸易保护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的限制，也将对中国新一轮的对外经济政策产生新的挑战。
王建：展望未来若干年，不论世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而中国经济由于已经通过本轮高速增长，孕育出了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个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经济也会随同世界经济不断下跌，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只要能避免宏观调控中的误区，把握住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中所产生的有利条件，就能化害为利，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的惟一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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