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弟子问王阳明：“闲居无事时，我心中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理论，在心中模拟遇到事情之后的解决方案，真是天衣无缝。但一碰到事情，即使这件事早就在心中模拟过，但脑子却一片空白，无法控制事情的走向，这是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那是因为你只在静中修炼自己，贪图的是一种安逸的环境，最关键的是你没让自己在事上修炼。这样一来，你遇事就站不住脚跟。人必须要在实际事物中磨练自己，才能立得住。”

东晋时期，人人都是炒作高手。但炒作的方式大同小异，好比说，先以'清谈'(满嘴跑火车，就是不做事)亮相，接着雇人从四面八方热炒自己是名士，最后突然隐居起来，成为隐士。这就是'名士+隐士'模式，在东晋，这种模式天下无敌，使用它的人从不会失手。

殷浩就是这种人，他年轻时到处清谈，渐渐把自己弄成了'名士'，然后跑进祖宗的墓园隐居起来，成为隐士。政府得到他的信息后，三番五次派人去请，结果，他三番五次的拒绝。

他越不出来，名气就越响。最后，整个东晋帝国都流传着'殷浩不起，当如苍生何'(殷浩啊，你不出来，天下老百姓可怎么办啊)的口号。

殷浩见时机成熟，宣布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出山。他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兵浩浩荡荡北伐，结局是，一败涂地，被人打的满地找牙。

东晋政府轰动了，当时的实权派、很少满嘴跑火车的大将军桓温咆哮如雷，上了一道奏疏，抨击殷浩是个废物。东晋政府立即撤了殷浩的全部职务，将他贬到一个小县城，没有政府命令，不得离开县城半步。

殷浩住在荒凉的小县城里，每日烦躁的如同更年期。但他掩饰的特别好，和人见面谈话，始终保持着名士的微笑。可如果独处时，他就常常下意识的用手指在空中划着'咄咄怪事'字样。

也许他认为，北伐失败就是咄咄怪事。他未出山时，曾多次在脑海中设想战争，每次都大获全胜。但令他大惑不解的是，想象和现实居然差了那么远!就这样，愁闷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桓温的来信。

桓温在绝对的大权独揽后，立即想到应该树立个爱护名士的标牌。当时的名士，所剩无几，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了龟缩在小县城里的殷浩。但绝对不能让他带兵，桓温说，就让他做个高大上却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尚书令吧。

殷浩拆开这封信，迅速扫了一遍，核心字眼就进了他的心。他狂喜的险些没有晕倒，手指因激动而颤抖，热血直向脑门冲。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很痛。这是现实，又去看手里的信，信在。

他跑出房间，站在阳光里，一个字都不落地看了一遍，此时，他确信桓温是要他出山做官。他的心，五味杂陈。当初就是桓温这禽兽把他弄到这个小县城的，如今却是这个禽兽要拯救他，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殷浩不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桓温请他出去做官。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是，给桓温回封信。这封信其实很容易回，无非是感谢桓温的赏识，然后谦虚一下，最后再说如果桓温不嫌弃他，他愿效犬马之劳。

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比较麻烦。感谢桓温的话不能说得太肉麻，否则就有失名士风范;谦虚的话要浅尝辄止，千万不能过了头，让桓温误会自己真不想出去做官;至于说犬马之劳，那就更要万分斟酌，他毕竟是个名动天下的人物，不能失了骨气。

殷浩这样一考虑，不由地患得患失起来，提笔写信，每写一句，就觉得不妥。于是，将写好的信拆了又封，封了又拆，不断修改，不断重写。如是反复了几十次。

这种神经质的行为，不可能成全好事，只能坏事。殷浩被自己搞的恍恍惚惚，物我两忘。就在这种眩晕的状态中，他把一封白纸封到信封，送了出去。

一万分的谨慎和斟酌，换来的竟然是一封白纸的信，这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更为殷浩感到悲伤。桓温接到那张白纸后，七窍生烟：老子我好心好意请你出来做官，你却弄个'天书'作为报答，耍猴是这样耍的吗?!

自此，桓温再也没有和殷浩联系过，殷浩等了很多天，不见桓温回信，不禁扼腕长叹道：信中还是有不妥的言词，我真是愚蠢啊。他哪里知道，信中就没有不妥的言词，而是根本就没有言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偏安江南的东晋，这种'轻叹'尤为盛行。所谓清谈，就是上层社会以讲玄学(佛道思想)为主，形式主要是开读书会，搞论坛，弄演讲大赛等。

总之，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清风徐来的窗前，满嘴跑火车，说的越玄乎，离现实越远，就越有听众，越受人尊敬。在这种氛围下，东晋的官员们竟然都把处理世俗事物看作是最低贱的事。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是无天理。

人必须要在实际事物中磨练自己，才能立得住。王阳明的话可以当作人类的座右铭，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和世界发生感应，而感应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去做事，不是叽里呱啦的说。天下任何真理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你只有在事上磨练，遇事后才能方寸不乱，殷浩显然就从未在事上磨练过，所以他一遇事，就手忙脚乱，带兵如此，写信也如此，最终把两件好事全部搞砸。

心学门徒李贽评价一些人时说，(他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理学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一旦遇事，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殷浩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证。

最好的制度，就是逼人致良知

中国古代盗墓猖獗时，能买得起铲子的人都去盗墓。但都是欢乐少悲伤多，简单而言，就是缘于人性。最初，盗墓者有两个。找到墓门后，一个先下去，把墓里的宝物放进包裹，上面的那个就用绳子把包裹提上去。但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上面的拉绳人抛弃下面的同伙而去的事。

于是有人召开全体盗墓者大会，会议规定，以后盗墓，同伙之间必须是亲戚，最好是父子。可是，纵然是父子，也有儿子把老子抛弃在坟墓里的事发生。懂人性的人最后规定：父子二人去盗墓，下去收拾财物的人必须是儿子。这规定出台后，就再也没有把人丢在坟墓里的事发生。

乍一看，这是优良的制度设定。但制度设定的背后，其实就是人性。儿子对父亲的爱远不如父亲对儿子的爱，人类所以能繁衍至今，就是因为这种上辈对晚辈的毫不保留的爱。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父亲对儿子致良知。其实，制度的设计者就是让父亲向儿子致他本然的良知。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从概率来就讲，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死掉。美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降落伞合格率达到100%。厂家负责人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真是到极限了，合格率不可能100%。

美国军方负责人对他们说，肯定可以100%。这样吧，以后你们送来的降落伞，我从里面随即挑出几个，你们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据说，奇迹出现了，从此，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100%。

你也可以说，这是良好的制度设定。但它背后，仍是人性。人是趋利避害的，与生俱来。你若想他凭良心做事，大道理的作用微乎其微。只要盯准其'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方式，他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去凭良心做事。

1519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当初和中央政府的许多太监勾结，他被平定后，很多太监担心自己的前途，于是怂恿皇帝朱厚照南下，并要朱厚照下圣旨，要他们去取朱宸濠。

两个太监跑去王阳明处，要他交出朱宸濠。王阳明对他们说，朱宸濠我是死活都不交的，他虽然被擒，但党羽仍在民间，交给你们，我不放心。

太监大闹起来，王阳明安抚他们，'先吃饭，吃了饭再说。'于是，他们被请到竹楼上，他们一上去，王阳明就命人撤了梯子。无论两个太监在楼上如何喊叫，王阳明充耳不闻。

喊叫的累了，两个太监坐在饭桌前歇息。饭桌上没有饭菜，只有一些文件。百无聊赖之下，他们打开文件，才看了一页，就魂不附体。这些文件都是信件，是他们当初写给朱宸濠的，里面自然有阿谀谄媚，甚至有大逆不道的言辞。

当他们魂飞魄散差不多时，王阳明走上来，对两人说：'二位还要不要朱宸濠了?'两个太监面面相觑，王阳明叫来人说道，'把这些文件都烧了吧，没有什么用啦。'最后，太监没有要朱宸濠，反而对王阳明感激不尽。

王阳明对太监，使用的就是逼他去致良知。良知，能分是非、善恶、利害。两个太监面对一大堆信件，自然知道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知道了这个，自然就肯致良知了：不要朱宸濠了，只要老命。这是制度设定的正念：如果你不主动致良知，那我就逼着你去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