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来的，即把全球各国(各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等级。从数学角度看，这四个级别的人口都应该各占25%，但因为世行是按国别来分类的，所以实际上不会那么严格去定义只有占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如今，OECD32个高收入国家加上非OECD48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也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国家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违反数学逻辑了?

有人认为中国到2022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否太乐观了?从数学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适用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远是一个相对数，未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要占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点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

经济周期——容易被证伪的古旧理论

如今，谈论经济周期的人比讲股市周期(牛市、熊市)要多。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很大一批投资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大家都去“数浪”，为当时的股市处在周期的哪个阶段争论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经很少有人去研究周期了，因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戏称“线越划越多，钱越赌越少”。即便是后来依据商业周期提出的美林时钟，事实证明也不太适合于资产配置。

经济学上的周期理论，其实也有老朽的感觉。从数学意义上看，所谓周期理论与回归分析法类似，即偏离均值幅度大了，就会回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由于政府干预较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这一致命缺陷，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如今，无论是哪种体制，政府干预都成为常态，周期被平滑了。

不仅经济周期被平滑，人类的生命周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生育年龄等都被大大延后，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还干预生育，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平滑经济长周期。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与新周期的乐观派相反的，又有所谓“逢八必跌”的悲观派，即98年有亚洲金融危机，08年有次贷危机;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机时间的计算提前了一年。

古旧的周期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还能大行其道，实质上就是这种理论简单粗暴，就像分析星座运势一样，适合于算命——这正是国人特别喜好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周五又创历史新高了，前段时间的“股灾”之说即刻就被证伪了。所以，观察期不同太短，取样不能太少，周期理论之所以屡屡被证伪，就是创设者或应用者在这两方面都不达标。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处在下行阶段，符合数理逻辑，因为体量越来越大，总有极限，即便增量不变，增速也会下降。

城市化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因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还有20%的上升空间。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80%，不给出时间，结论的意义就不大了。我发现大家在讨论城市化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维度：人口年龄结构。

因为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了500万左右，随后两年都继续减少;2016年进城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160万，2017年国内运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现下降。也就是说，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了，余下的就是本乡本土的城市化。

反观欧美日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但日本此后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缓慢。

总之，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多个维度去思考，才能够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说的时间维度(时间权重、周期的本质、人口老龄化等)是一个重要维度，空间维度(象棋格子的倍数效应、观察高度等)也是一个重要维度。

在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已经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总产值水分最大，属于总量指标;1988-2017年，这30年基本上把GDP作为首要目标，GDP实际上是增量指标;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已经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所以，中国经济步入到追求质量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