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7月9日电(翟永冠)种菜农户直接把无公害蔬菜卖给消费者,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出现了这种“
农夫市集”。
“绿色”“有机”“购物体验”等标签,吸引着城市居民。但这种建立在农户和消费者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农夫市集”能走多远?
“农夫市集”
每周一次的天津“农夫市集”在一个咖啡馆里。周日上午10时到下午2时,前来“赶集”的人络绎不绝,不大的咖啡馆人满为患。
城里人去“赶集”,听起来很有趣。消费者和商家约定时间、地点,集中交易,有点像昔日农村的“草市”。
的确如此,“在这里,消费者可以和农户直接沟通,农户也有义务针对蔬菜的种植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倡导建立农户和消费者相互信任的关系。”天津“农夫市集”组织者李雨洋说。
“我每周都过来买些食品。”家住南开区华苑的谢翠梅说,“在这里买的东西不但新鲜,而且能和农户聊天,真是不错。”
注重购物体验,是“农夫市集”提供给消费者的一大好处。
记者在天津“农夫市集”采访,遇见台湾环保人士谢睿慈正在讲解“厨余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十几人围成一圈,相互交流分享,其乐融融。
北京“农夫市集”组织者常天乐认为,到“农夫市集”买东西,是一种愉悦身心的“假日活动”。
这种购物方式,让消费者信任农户提供的蔬菜与食品。天津红光农场的王涵说,在“农夫市集”卖出15只鸡,其中14只卖给了熟人,另外1只卖给了熟人的朋友。
进入“农夫市集”的产品,由于追求“绿色”、“有机”,生产成本较高,价钱不便宜。王涵农场生产的一只鸡卖140元,鸡蛋买30元一斤。天福园的有机樱桃100元一斤,干香菇60元一两,均是市场价的数倍。
“我和老伴一个月3000元的退休金,基本上花在了吃菜上。”谢翠梅说,“有机蔬菜平均18元一斤,我们老两口是‘月光族’。”
哪些人热衷于赶“农夫市集”呢?
因为产品价格较高,来“赶集”的大多收入较多。“他们收入不错,也比较注重生活质量和购物体验,是农夫市集的忠实客户。”李雨洋说。
注重安全
“这是由一群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母亲志愿发起,旨在搭建一个平台,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人解决餐桌问题。”在天津“农夫市集”的宣传册上,李雨洋这样表述。
“一个由上海地区承诺不在生产中使用化学制剂的农夫组成的市集,追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可持续的绿色农业。”在微博上,“上海农好农夫市集”这样介绍自己。
人们对食品缺乏“安全感”,是“农夫市集”产生的重要原因。
天津“农夫市集”对农户进入的要求很多,提供健康的食品,是农户进入“农夫市集”的第一标准。
“我们希望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借这个平台鼓励更多的农户从事绿色农业,减少化肥和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李雨洋说。
常天乐认为,通过“面对面”交流,使消费者和农户彼此了解,认同“购物方式”,营造出相互信任,保障食品安全。“农户和消费者相互熟悉和了解,这种集市靠的是大家的共同监督。”
李雨洋说:“我们会去农场实地考察,了解种植情况。农户也愿意和组织者、消费者交流,并把生产过程公开,这样一来,食品安全有了保证。”
能走多远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程同顺说,在西方已产生了“农场+社区”的农户与消费者直接合作的方式,省掉了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保障了产品质量和价格稳定。“农夫市集”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稳定联系,理念较新,成长空间很大。
然而,“农夫市集”毕竟是“新事物”,许多人“不清楚”: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活?采用这样的方式,能否为人们提供真正安全无害的食品?
首先,“农夫市集”还不能对农户及农产品进行有效的把关检测,这是“农夫市集”目前受争议最大的问题。
农户要想进入“农夫市集”,应先向市集的组织者提出申请,由组织者对农户的生产状况和产品质量进行审核,得到批准,方能进入。但是,“农夫市集”通常不具有较为科学的检测手段,仅靠直观的实地考察,单纯强调不使用化肥农药,显然,对农产品质量难有较为科学的评估。
天津农科院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自然界本身就存在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和微生物,所以农户自行种植的农产品并非必然是安全的。
同时,组织者并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监管。如果哪个农户的方式生产不合规定,组织者很难进行有效监督,消费者也不具备有效监督的能力。
其次,“农夫市集”是一种非主流的食物流通体系,不能服务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另外,“农夫市集”在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上有较大困难。据记者了解,大部分城市“农夫市集”场地不固定,这制约了“农夫市集”的发展。
同时,农夫市集的组织者一般是志愿服务。比如,北京的常天乐、天津的李雨洋等,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服务。几乎没有工资,仅靠组织者的一腔热血……
如此情况下,“农夫市集”能坚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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