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央企在与民争利。电信业是最典型的例子。竞争不充分和价格管制的长期存在，导致电信运营商得以收取过高的电信资费，致使我国电信资费水平长期高于发达国家。银行业也是如此，我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长期大于两个百分点，远超出欧美。这样的代价是，存款利率偏低，有不少年份存款实际利率为负，存款人从整体上补贴净借款人（企业）。

　　央企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想方设法维护现存的行业壁垒。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希望能进入金融、石油等央企主导的行业，但一直进展甚小。中央虽然几度发布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关键行业对民营企业实现准入，但在实际操作中，阻力依然强大。

虽然已在体制和机制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央企仍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主要负责人由组织部门任免；薪酬依然半行政化；央企负责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依然频繁。

　　央企利润虽多，但只有10%的分红要求，大量利润留在央企为企业管理层支配。对管理层而言，可支配的资金自然多多益善。拥有过多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的央企，不可避免会出现多元化甚至乱投资的问题。国资委虽然可以通过行政性的命令去规范和约束央企的投资冲动，但这种行政化的指令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往往陷入事后诸葛亮的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频频以行政化指令去强制央企，并不足取。央企屡屡成为地王，某央企以“全产业链”的旗号涉足葡萄酒、大米、蜂蜜、乳业、方便面，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央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国家战略。

　　由是观之，李荣融的困惑，不是他本人能力不彰，而是现行体制之困，是央企改革棋至中盘遭遇的中盘迷失。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以此来比照央企，则未来改革方向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探索阶段，转向更加注重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在包容性增长的框架中，民营企业和央企应享受同等的市场地位，消除垄断；央企应坚决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应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实现管理团队的职业化，摆脱行政化思维的羁绊；央企利润应提高强制分红比例，让全民都能受益……

　　从更长期的角度看，政府应逐步降低在央企中的持股比例，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央企的公司治理，摆脱行政化的束缚，更可以获得更多财务资源投入到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全力推动中国经济尽快转型。（刘胜军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