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2年，松下已经有4500元的结余，有了比较坚实的经营基础，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时，幸之助开起了顺风船，花了7000元建立新厂房。随着经营的扩大，幸之助开始开发新的产品，这就是使松下打出声望的自行车灯。1923年，幸之助用新型干电池灯来取代过去的煤油灯，制造出可使用30～50小时的弹头型自行车灯。价格只有30几文钱，而用蜡烛一小时也要两文钱。松下深信这种车灯能够流行，但批发商并不看好。为了促销，他采取了一个商界前所未有的方法，把产品寄放在自行车店，开着灯演示，看看到底能亮多长时间，吸引了大量购买者。这样，先有了最终端的顾客需求，然后由自行车店发起订货，由于销路好，批发商反过来找松下订货。原来的销售顺序是“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顾客”，现在变成了“顾客→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由此，新的经营方式诞生了。

很快，松下又生产出了多用途的方形干电池灯。这种灯是松下的一个标志，从它开始，松下首次使用了National商标（这个商标一直在使用，但是，在松下产品出口过程中，National由于其“国家”的含义，许多国家拒绝为其注册。于是，松下又创立了面向国外的Panasonic商标。到2004年，松下统一品牌，出口市场一律采用Panasonic）。这次方形灯的宣传，松下采取了主动的实物示范方式。他采取的办法是免费向市场提供1万个试用样品。由于这种灯的电池是由东京的冈田电池公司提供的，于是，松下幸之助拜访了冈田，请求他免费提供1万个电池。他向冈田说明了情况，保证一年能够销售20万个电池。如果销量达不到20万个，就由松下支付这1万个电池的费用。到年终一盘点，全年销售了47万个。为此，冈田专程来到大阪，穿着非常庄重的带有徽章的和服，以礼金的形式送来了当初这1万个电池的定金并致谢。在冈田眼里，松下的这一举动，开创了电池经销史的新纪元。

随着松下业务的扩展，日本著名的银行住友银行有个姓伊藤的营业员慧眼独具，主动找上门来要为松下服务。对此，幸之助一开始持拒绝态度。因为松下一直同国立第十五银行打交道。十五银行也是日本五大银行之一，同松下合作得十分融洽，所以，幸之助不想同其他银行发生业务往来。但是，伊藤来过十多次，其热情让幸之助难以推脱。于是，幸之助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先决前提。他要求住友银行先答应，在任何情况下可以随时让松下无条件贷款2万元。对方起初十分为难，经过请示上层，住友总部提出，贷款的惯例是要有抵押，可以用松下的工厂设备和地产抵押作为贷款条件。幸之助在谈判中表示，以抵押为条件，说明还是没有对松下的信任。而松下认为，自己的声誉远比抵押物重要。住友银行最后答应了这个前提。于1926年达成了协议。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协议，使松下冥冥之中得到了天助。1927年，日本爆发银行危机，十五银行开始停止兑付。这时，幸之助想到了此前与住友的协议，而在金融业已经发生挤兑和停业的情况下，住友明确表示原来的协议有效，松下可以随时从住友无条件贷款。由此开始，松下把银行业务转移到了住友。在金融危机面前，松下和住友的信誉都经受住了考验。

1929年底，经济情况更为艰难。松下的产品销量减少了一半，库存猛增。几乎所有商家考虑的不是建新厂，而是建仓库。在这种局势下，多数企业开始裁员。日本员工待遇最好的钟纺公司，也开始降低工资。当时幸之助正在病中，公司的上层来同他商量裁员问题。幸之助经过认真考虑，提出了方案：工人一个不裁，工资一分不减，但产量减半，而且员工取消休假，全体动员从事销售，消化库存。用了两个月时间，库存消化完毕，生产恢复正常。经过这次事件，松下考验了自己的员工队伍，一种上下一心、全力以赴的风气逐渐形成。

产品、市场、经营网络、人力资源和商业信誉都具备了，松下到了扬帆远航的时候了。

重新起步和腾飞

1932年，松下幸之助对企业经营有了自己的领悟，提出了著名的“自来水哲学”。尽管松下已经有14年的发展，但到这一时刻，幸之助才真正认识了企业的历史地位。为了铭记住这一时刻，实现企业的使命，他决定，以1932年5月5日为松下公司的创业纪念日。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为松下公司制定了250年的目标，以25年为一个周期，分10期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理念上豁然开朗和现实中步步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进入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统制时期。松下的经营刚刚有所起色，就被卷入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中。二战期间，松下公司在政府要求下，停止民品生产并开始从事军品生产，先是为军方生产200吨的木船，后来又为军方生产木制飞机。造船刚刚进入规模，飞机刚刚生产出样品，日本就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进入了美国占领时期。战败不仅使日本军方拖欠松下的大笔款项一风吹了，而且使松下公司被美国占领当局列为清查对象。松下公司被指定为“财阀”，幸之助本人也被列入因制造军品的战争责任必须撤销职务的名单。经过数年的交涉，尤其是松下公司的工会发起了签名运动，向占领当局请愿，要求幸之助留任，才使松下公司半死不活地维持下来。

列入财阀意味着资产被冻结，撤职和留任的交涉则严重影响着经营活动的开展。所以，松下公司在战后的5年中，生产停滞，债台高筑，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幸之助做了他从来不愿意做但不得不做的事——大面积裁员，公司由1.5万人减少到3500人。

1950年起，伴随着日本的战后重建，松下公司开始重振旗鼓。为了使松下不再出现偏差，幸之助专程到美国考察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美国的发达和富有使幸之助感慨万分。比如，美国GE生产的收音机24美元，而工人日工资12美元。松下的收音机9000日元，而工人的月工资6000日元。美国人两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收音机，日本人需要一个半月的工资。一个纽约市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整个日本全国的用电量。在美国开了眼界，使幸之助从此极力赞扬美国式民主。从美国一返回，幸之助又开始主持与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合作，以引进技术来带动松下新的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