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表示，高税率促使高收入群体通过把经营活动转入地下逃税，可征税部分就越来越少。“想通过高累进税率，从富人手里征到比较多的增量税收，是不可能的。”

　　孙钢表示，由于个税只能调节新增的财富量，不能调节存量，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不能寄予太高期望。

　　在李炜光看来，这在事实上导致了一种尴尬，92.3％的从业人口由于收入偏低，免缴个税，对真正的高收入群体，由于大量避税逃税，也无法足额征缴。由于税制设计不合理，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极为有限。

　　“我们到底如何定位个税？是寄希望于发挥其筹集收入的作用，还是发挥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现在来看，这两个作用都没发挥好。”孙钢说，从筹集收入的作用来看，个税收入不到四千亿元，今年财政收入规模有望超八万亿元，个税收入占比非常低。而其他国家，个税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超过10％。

　　刘桓表示，公众希望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来调节贫富差距，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期望可能过高。如果初次分配没有很好解决公平问题，在再分配的过程中靠税收去调节，其作用非常有限。

　　个税改革应该怎么办

　　出席论坛的专家普遍认为，要实现个税的调节功能，不能仅仅盯着个税起征点，应该从整体税制改革的推进着手，完善个税税制。

　　李炜光表示，个税改革，应该更多考虑免征额如何确定，以及税率的合理安排。对起征点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由于各地生活成本不一样，应该允许不同地区的起征点有所差别，不能搞全国一刀切。此外，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扣除额应适当考虑家庭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支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王素荣建议，个税改革应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物价指数调整起征点和税率级距。起征点和纳税级距浮动，能够很好地反映物价指数变化对人们生活成本的影响。

　　孙钢认为，应该考虑降低税率，扩大纳税群体，而不是一味地要求提高起征点，让更多的人离开纳税群体。老百姓最希望的是减轻税负，相比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在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方面的作用，显然更为有效。

　　冯兴元主张实行低税率模式。他举例说，保加利亚实施了10％的单一税率改革，税率大大下降，但整体税收收入大大增加。俄罗斯实行了13％的单一税率，简化税率结构，结果税收收入也不降反升。

　　冯兴元强调，设计税收制度，一定要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情况发生。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是不纳个税的，不管他们怎样希望，对个税纳税主要群体的富人征收高税率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虽然贡献了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并没有行使更多的纳税权利。

　　刘桓认为，应适当下调最高缴税比例，从45％下调至40％以下，甚至是35％，以调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

　　刘桓表示，个税改革涉及整个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征信系统的建立等很多内容，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个税改革不妨采取临时的、局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调整税率结构，扩大纳税人群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