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等我回了北京，大概几个月以后，三个多月，回到北京跟李勤在一块开庆功会的时候，大家很高兴，说着说着话，李勤“哗啦”就躺在地板上了，这是他心脏病第一次发作，心房险颤，由于负责贷款这事将他吓的，就吓出毛病来了，等他进了医院以后，住了一段，病情稳定以后，就该我得病了。因为当第一次听说300万块钱，打过去就没有了的时候，我一到夜里两点就被吓醒，然后心就狂跳不止，接着后半夜就不能再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直到事办成，钱找回来后，心依然狂跳不止。后来，我就住到海军医院，当时人家形容我有点像“追捕”里的“横路井二”一样，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这件事情我说的很开心，实际当时的情景确实是非常吓人的，象这种事情我们经历的非常之多。

　　当我们的公司办的再大一点时，我们联系了一家香港的企业，两家联手给IBM做代理。由香港这家企业负责定货，我们在国内给他找单，找到单做成以后，两家平分利润，当时我们的公司很小，大家看那个传达室就那么大，后来终于有一家很大的一个单位，就是轻工业部，居然向我们定了100台550的机器，550当时是一种机器的型号。轻工业部的处长跟我们谈，很诚恳，就是说你们公司虽然小，但因为你们是科学院计算所的公司，所以我们信得过你们，但是有一条，你们得为我们作一个服务。

　　因为我们轻工业部的用户单位分布在全国几十个城市，你得替我们去收款，然后替我们去做培训和维修服务，这些做好了以后，我们额外给你们三万美元，这三万美元不是买货的钱，这个是专给你们的服务费，我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很愿意把这个事情承接下来。但承接下来这个单子做起来非常的艰苦，三万美元很不好挣。尤其没想到的是，做完以后出事了。出什么事情呢?原来我们香港的那家合作公司，原来也是一个香港的中资公司。我们完成轻工业部的任务后，原来和我们合作的经理换掉了，换了另外一个人来担任经理了。而这个合同的内容我们本来是跟他们说好了的，哪些地方的钱是我们对半分的，哪些钱单独是我们的，因为轻工业部付款是外汇结算的，全是打到海外的帐上，然后在海外单独将3万美元拨给我们的，也就是轻工业部不是直接把钱交给我们，而是先交给我们香港的合作公司那边再转给我们。

　　结果经理一换人，对方不认这个帐，我们当时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字的东西，这时候就出了麻烦，出了麻烦以后，当对方把款寄过来的时候，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三万美元也给平分了，我们赶紧打电话跟他们谈，因为对方因为换了经理，人家不接我们的电话，这一来就更紧张了。当时我太太正在生病，得的病叫甲状腺机能亢进，骨瘦如柴，在友谊医院住院，情况很危险，当时马上要动手术。但那时一得到香港方面平分了我们三万美元的这个消息，我也实在顾不上，就跟她说声对不起，就带了一个同事赶到深圳。到了深圳以后，就跟人家那边电话联系，对方也可能无意的，没有一个负责人来接我们的电话。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大概有几十页，一边写一边流泪，内容就是回忆当初我们挣这个钱多不容易。当时我们公司有一个干部，来我们这里之前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当时已经是处级干部了，1939年生的，到我们公司来跑培训。在外面跑时为了省车钱，不坐出租车，就坐公共汽车和自己走路，结果大雨天的时候，一下子就掉到下水井里，差点淹死。

　　事后，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不就为了省那点钱嘛。还有装修机器的时候，因为房间小，不得不把机器在几个屋子里挪来挪去。这时验收就不仅仅是个技术活了，就变成体力劳动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叫老蔡，也是一个59年的老同志，80年代初就被评为副研了，当时的副研职称在80年代初还是很难得的。但就是那样的同事也要来回搬机器，晚上我到他家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腰一直弯着，腰就没有弹性了，真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就把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往上写，真是一边写一边自个儿流眼泪。结果写完后寄过去，结果还真起作用了，对方看了信可能还真受了感动，立刻就来人给我们调查，调查以后确实如此，就把钱就还给我们了。等我回了北京时，我妹妹来接我，说：“哎呀，王国福，回来了”，王国福是当时的英雄人物，为了革命不要家庭的一个英雄人物。

　　除了以上我讲的这些商业风险以外，对一个公司生存有很大威胁的还有政策风险，刚才我讲了咱们的政策老变。有一次我给朱总理汇报的时候，谈到政策风险，他还专门问了一句什么是政策风险，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87年时，就是那次我们的机器卖的很好的那次，我们公司内部定了承包方式。谁知道大家的积极性一高，给的环境一畅通，结果到年底的时，销售情况好的不得了，承包人的奖金也高的不得了。承包的经理叫金泰贵，奖金到底有多少钱呢?6000多块钱，6000多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的工资是100多块钱，其他人的工资是几十块钱，你想拿到6000多块钱还了得。

　不仅是老金一个人，他下边还有一批人都是这么高。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国家定的奖金税是奖金总额不能超过月工资的3倍，比如月工资100块钱，奖金就不能超过300块钱。超过以后怎么办?要交300%的奖金税，当时就定了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后，我们这个班子在开会时大伙就呆了。研究来研究去，有三条路，第一个是坚决照发奖金，坚决照交税，交完税大家关门，这点钱就全都交了税就完了。第二种办法，就是跟这些应该拿奖金的人交代，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想到你们做的这么好，这个钱我们一定给，过两年给，现在不能给这么多，这也是一种办法，说了话不算。第三种就是不太好的做法，拿支票去换现金，不走帐，换了现金以后，然后底下发就完了，这个就违犯了政策。其实，当时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的工资全是这么做，但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是为什么呢?那些公司是私营和民营的，做完了以后他自己直接得到利润，而我们几个领导者在这儿当家作主是法人代表，责任出了是我们的，奖金我本人也不多拿一分钱。

　　但这事做完以后，责任可在我身上，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还是选了第三种，拿支票换现金不交税。这个事做完以后当时就过去了，没想到两年以后真的就东窗事发了，换现金的那个单位在别的事情上出事了，查来查去把我们换现金这件事一起查出来了。当时科学院审计的同志就到了我们这儿，对我们一个是提出警告，另外罚了9万多块钱，当时9万多块钱就不成问题了，因为8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底气很足了。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什么呢?就在那年，国家的奖金税改了，改成今天的所得税，奖金税根本不合理，所以这就是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于是你说我们这个做企业的怎么办?你要当时就按这个奖金税交那企业不要办了，你要不按规定做就犯法。这时就变成要我们这些公司领导者来承担责任。

　　我到这时候就很自然的想起，香港在95年大亏损的时候的情况。当时，我们香港的合作总经理，叫吕覃平先生真的也非常辛苦，他从香港飞到美国，再从美国飞到欧洲，再飞回香港，根本不睡觉，就在飞机上打个盹，拼了命在那儿做。我感觉到就是在大风大浪里边，我们就好象一条船，在风浪之中我和他就是站在船头的两个领班，全船就看着我们，我们不能有一点动摇，领着这个船一直往前走。但是越过风浪到达胜利彼岸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是那个船的主人了，那些利润就有他一份，而我就成了船长，拿了工资以后就靠边站了。所以这就是机制上的一个很大问题，因此要这么讲的话，就是当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再往前发展的时候，机制问题不解决，确确实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红塔山集团的褚时健，他18年给国家上交的利税是1000个亿，褚时健是把一间很小的，很破旧的烟厂做成那么大一个集团的，交了一千个亿的利税，他拿了多少钱的工资和奖金呢?一共80万，跟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褚时健犯法绝对是不对的，要受到制裁，这是肯定的，他做的是不合法的事情。但是相关管理部门做的事也不合理，不合理在前，不合法在后。相关管理部门值得认真反思，说了半天企业家重要，但这重要怎么来体现呢?所以机制问题如果不很好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像褚时健实际上不就是一个下金蛋的母鸡吗?怎么就会不心疼那个母鸡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深思。国家确实还很穷，我们做这个项目没钱，做那个项目没钱，但是糟蹋起钱来也很厉害，广东省的广信，一赔就是几百个亿，国家投的钱赔了还不算，还要拿东江水去抵债，拿资源再去抵债，那些糟蹋国家钱的人又怎么样了呢?而这边挣钱的人又怎么样了?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的话，我觉得真的对其他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好，议论就发表到这儿。

　　说说我们联想吧，联想今天发展的很快，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帮年轻同事站到了第一线。跟我一起起家的老同事确实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很不容易，但是由于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由于我们的出身又全是做技术出身的，所以未必能跟上行业发展的速度，一定要换更有能力的年轻同事到第一线。但是大家想，前些年我们拿的一直是工资，如果这些老副总裁，就是这些老同事不到退休年龄，我对他们说你下来吧，换年轻人上来，这能行吗?这就等于是一棵树，前人将浇水、施肥等工作全做了，摘果子的时候你靠边站，这于情于礼都不通，但是如果他们不挪开的话，这个企业就办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股东中科院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在93年的时候，我们的大股东就约定，给了联想员工持股会35%的分红权，为什么不是股权呢?因为科学院不是国家的一级代表单位，国家的代表是国有资产管理局，那么科学院说，我不能给你股权，但是我作为股东我可以给你分红权。有了分红权我们就将它进行了分配到了人头上，这时候老同事从内心上就非常高兴和愿意叫年轻人到第一线上来，他扶持年轻人上来，因此机制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国家已经决定我们可以将分红权正式变成股权，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