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两大工会5月20日再次发起大罢工，这是今年希腊的第四次全国大罢工。继续抗议政府增税、削减工资和退休金的紧缩政策。希腊的危机并没有过去。

    希腊境况让人质疑“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这样的乐观解读，经济危机进入被发达国家巨额政府债务负担所支配的新阶段。三个根深蒂固问题依然存在：福利国家和老龄人口的负担、巨额私人债务负担以及全球贸易巨大失衡。每个问题都可能死灰复燃，使世界重新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中。

    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发表一篇题为《2010大萧条？———希腊危机开始唤醒20世纪20年代的可怕记忆》的文章，指出“过去了吗？希腊的糟糕境况让人质疑这样的乐观解读。”它意味着庆祝还言之过早，经济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被发达国家的巨额政府债务负担所支配的阶段。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现在我们也可能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的深远且被不恰当理解的变化而束手无策。

    罗伯特·塞缪尔森认为，社会的、经济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依然存在。三个问题尤为明显：首先是福利国家和老龄人口的负担；其次是巨额私人债务的负担(美国等国家的抵押和消费贷款)；最后是全球贸易的巨大 失 衡(一 些 国 家 — ——特 别 是 中国 — ——拥 有 巨 额 顺 差 ， 另 一 些 国家———特别是美国———则拥有巨额逆差)每个问题都有可能死灰复燃，使世界重新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中。

    为了应付巨额预算赤字，发达国家将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这些措施会削弱经济复苏。问题是，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带来同样的后果。被不断上升的债务吓坏了的放贷者会坚持收取较高的利率。以较低利率发行的较早的政府债券的价值将下跌。世界各地拥有不同国家大量公债的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其他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也是如此。金融系统可能再次卡壳。

    希腊造成的困境并非绝无仅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2009年，希腊的赤字几乎是其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的14%，其累计债务是G D P的115%。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赤字和债务分别是G D P的5%和116%，西班牙是11%和53%，德国是3%和73%。美国的赤字(计算方法稍有不同)和债务分别是G D P的9.9%和53%。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一半的多数发达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

    表面上，避开这些问题似乎很简单。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世界的增长发动机。它们对来自发达世界的先进产品的向往会提升本国生活水平，同时维持发达国家的生产和就业。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穷国(即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在2010年和2011年将增长6.5%，而同期所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2 .4%。麻烦在于，这需要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永久地放弃出口带动型增长。不清楚它们是否能够或愿意这么做。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政策、惯例和习性的变化，这些政策、惯例和习性已深深地融入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发达国家能否逐渐控制其福利制度？亚洲不屈不挠的出口经济会不会转向内需带动型增长？美国人会不会攒钱多一点花钱少一点，而中国人正好相反？就像一次大战以后，恢复熟悉、舒适和了解的东西也许是有害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巴里·艾肯格林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特明两位经济史学家称，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无法看到和适应从根本上导致大萧条的变化———战争的仇恨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

    认为我们已经避开了第二次大萧条的说法依据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观念，即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经济知识的进步使我们做得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当时未卜先知，各国政府可以避免悲剧发生。尽管存在某些异议，经济学者对于20世纪30年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存在广泛共识。各种政府中央银行(如美联储)过于消极。它们没有制止银行恐慌。关键时刻的干预原本可以改变历史。上升的失业率和下跌的价格互相激励。借债人还不了贷款，从而导致更多银行破产、信贷紧缩和储蓄损失。但这一次这些错误没有重复。尽管有人批评，但银行得到了“救援”。资金被注入信贷市场以预防恶性循环。

    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争取到了对付根本问题的时间。随着经济复苏强化和延长，质疑(亚洲)不稳定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或(发达国家)不可持续的福利支出的政治策略将变得更加容易。人们对前途将更加乐观，他们对于必要的———即便不是受欢迎的———调整的态度将更加开放。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世界也许能胡乱应付过去，作出渐进而凌乱的变革，最终化解另一场大的危机。

    但对大萧条还有另一种更清醒的解读。那就是，痛苦、曾经无法想象的变革只有在极端危机的压力下才能作出。中央银行十分消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死守着金本位制：为了拯救银行把信贷政策放得过于宽松可能会导致黄金的流失，人们会要求用黄金替代纸币。只是在看来无法支撑下去以后，许多国家才放弃了黄金。同样，一战后的债务问题直到偿还成为不可能时才被“解决”。至于英国作为全球领导的地位，美国是在二战中才夺取这一位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有关福利国家以及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问题———变得更加不祥。它们让人觉得，在受到某种危机的逼迫之前不会采取重大调整。当前经济的戏剧性状况就体现这种可能。经济复苏会不会鼓励自觉的变革？当然，拯救经济事关重大，因为大萧条的经济苦难曾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变得恶化，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曹卫国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