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周方平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为5000元算，达到5000元销售额就要征3%的税，即150元，这150元是不管企业是否挣钱都一定要交的。可实际上，即使企业利润高达20%，5000元的销售额也就1000元利润，除去房租、水电可能所剩无几甚至亏本。因此，对小企业而言，这种税收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再以营业税为例，名义上是按税率征收，但因为很多企业通过不开发票来逃税，所以，税务部门通常对餐饮、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改行定额征收，根据预定的“税收增收目标”确定纳税定额以及逐年递增的比例，以此实现营业税收入的超常规增长。这种征管方法扭曲了营业税，使之变异为“人头税”或“户头税”。因此就出现了对一些小饭店和小餐馆收税时，不管实际经营状况，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的情况，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征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业主的负担。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逆调节”亟待扭转

　　很多受访者表示，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这无疑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愈穷，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

　　有税务干部表示，目前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是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群体。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和个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的漏洞，进行避税逃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对解决地方就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护，也影响了税收征管。这就造成原本国家该拿的拿不到，个人应缴的却不用缴，国家与个人口袋分配失衡，税收调高的杠杆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副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和扭转。现在往往是越基层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税收征管越加剧贫富、地区的差异。突出表现为，税收征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正是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资增长的能力。

　　周天勇说，他曾专门对国内外千人拥有企业数进行比较发现，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因为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D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

　　根据其计算结果，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平均为50多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20余家，而中国只有12家。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

　　“不合理的税赋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小企业员工与国有大企业、三资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得到扭转。”周天勇说。